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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连提42次“力”看中国经济明年如何发力？******

　　中新网12月18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谢艺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3年经济工作，提出“努力实现明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努力、有力、着力、加力、大力、合力、勠力、潜力、动力……记者注意到“力”字在会议通稿中被频频提及，全文一共出现42次。其中，会议通稿中的7个“着力”、3个“更大力度”、2个“大力”、2个“努力”，分别有何深意？记者采访权威专家进行了解读。

　　7个“着力”环环相扣

　　通稿中“着力”一词共出现7次：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着力保健康、防重症；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着力发展实体经济；着力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着力保健康、防重症”时，都提到了“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智库研究室主任冯煦明看来，随着疫情进入新阶段，中央会将更多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来，加快促进经济恢复，推动高质量发展。

　　如何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扩大国内需求、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等正是“着力点”。

　　在这些“着力点”中，颇受关注的是扩大国内需求。

　　“在明年经济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中，扩大内需被放在了首要位置。扩大内需上，恢复和扩大消费被摆在优先位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向中新网“中国新观察”栏目表示。

　　在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看来，“消费是经济的压舱石，对于经济增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今年以来，消费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疫情反复限制消费场景、失业率上升限制消费能力、信心不足限制消费意愿。”

　　那该如何恢复和扩大消费？专家认为，要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这正是另一“着力点”。

　　赵锡军认为，一是要稳就业，让消费主体有收入。其次要提升消费预期，让居民去消费而不是储蓄。还可通过发放消费券或补贴等，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也要创造一个好的消费环境。

　　此外，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六稳”“六保”的提法，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法有所改变，变成“三稳”，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其中稳增长被放在首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稳增长应当成为当前以及明年主要的任务。从短期应急而言，如果经济稳不住，各方面的风险都会衍生出来。从长期来看，发展是第一要务，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方面的挑战作为最主要的挑战。

　　“随着疫情形势逐渐改善，明年的政策目标预计更加聚焦于发展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泰证券分析师周岳指出。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实体经济。此次会议也强调，“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

　　赵锡军表示，“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想要国内大循环运转顺畅，除了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产业链供应链也要保持通畅。”

　　“但目前国内产业链在某些环节还不稳定，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的问题。另外，在一些新兴产业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此，需要创新突破。”赵锡军称。

　　3个“更大力度”的开放

　　7个“着力”之外，通稿中还出现3个“更大力度”：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可以发现，“更大力度”的相关表述均出现在对外开放领域。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向中新网“中国新观察”栏目表示，疫情等因素影响下，今年外商投资表现较为疲弱，关键在于市场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只有更大力度开放，外资才愿意进来，因此，我们释放了扩大开放的政策信号。

　　“外商和外资的工作当前尤为重要，我国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推动力量，外商和外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赵锡军表示，“同时，进一步加强国内、国际经济的联系和往来，对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国内经济的循环顺畅都有积极意义。”

　　“国际市场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商品市场。无论是从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角度，还是从市场开拓的角度，都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外商外资领域的工作。”赵锡军称。

　　2个“大力”各含深意

　　通稿中在“大力”这个词上有两方面的描述，“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和“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记者注意到，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三重压力”：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对此，温彬指出，今年以来，市场预期有所恶化，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下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降至2020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扩产投资的意愿并不强烈。

　　“在落实好中央一系列政策的基础上，如果社会心理预期和发展信心能够有效提振，那么中国经济有望更快走出疫情、实现超预期修复。”中信证券认为。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长城证券分析师侯宾认为，数字经济的布局和建设，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环节需求稳步向上。

　　“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监管方面，常态化监管将取代重点集中专项监管。未来监管将以明确的政策红线，来规范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让监管有法可依，让数字企业、平台企业了解政策红线，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发展壮大。”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表示。

　　“会议提出‘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无疑会加速平台企业出海，现在平台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国际化不够。”上海社科院绿色数字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易称，平台企业深化全球化布局已经提上日程。

　　2个“努力”明确目标

　　通稿中提到两次“努力”的地方分别是：努力实现明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努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智库研究室主任冯煦明表示，2023年我国经济有望呈现加快恢复态势，经济增速将逐步向潜在增长率水平回归。在基数效应和二十大政策红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预计全年有望实现5%以上的经济增速。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会议也指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

　　冯煦明表示，会议多次强调提振信心，就是在做预期引导，向全社会传递明确的信号：随着疫情进入新阶段，中央会将更多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来，加快促进经济恢复，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静静看来，5%不会是这一轮经济复苏的终点，从一般的短周期规律来看，可以期待复苏进程跨越明年、延续到后年。（谢艺观）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